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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文物的“拍案惊奇”

1999-12-05 来源:文摘报  我有话说
价值一千万的钱范

初夏,有一个农民朋友来找我,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像小半截砖头一样的东西,言谈举止甚为惊慌。我伸手接过来,什么宝贝,值得如此?朋友压低了声音说:“台湾来了个人,报价一千万!”

一千万?台币?港币?人民币还是美元?朋友说:“我心慌得很,整夜失眠。只要打个电话,台湾人就会先送三百万人民币定金过来,我怕这事要杀头呢,就先来讨教你。你路子广,咱俩又从小在一块长大,我只信你。”

这肯定是一件文物了,看得出来,这是由两片陶物并合在一起的一件模具,从残存的一角看,有几个古铜钱模印,一直深进去。

我对古物虽然不甚太懂,可也知道这东西叫“钱范”,这是古代造钱的模具,犹如今天造币厂印刷人民币的底版。

我九岁那年从新疆哈密回到西安,就落户在唐朝大明宫西侧。这地方,在唐玄宗一朝叫上林宛,就是李太白当年醉草吓蛮书的地方。这地方,虽千年衰败却古风犹存,这位和我少年时期一起长大的朋友,从记事起就喜欢收集古钱,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,收集各种古钱便有种种方便。村里乡亲都唤他“钱迷”。他收集的各式古钱币不是论个而是论斤。这次又从哪里弄到了这么一件?

问时他说,前些日子到西郊走亲戚,正是清明刚过,他骑一辆自行车穿越一片麦田。麦田之中,新起一座坟。那坟尖上,有一件物事压着一张黄纸。他只看了那么一眼,就觉得坟尖上那东西有点怪异,车子骑过去之后,他又返了回来,顺田拢走进去,伸手一抓,就抓来了这么一件东西,竟值一千万!

这是哪朝哪代的货?极需要一位懂家鉴定一下。朋友说,咱们这地方往西三十里,就住着一位懂家,是个女人,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。从学校一出来,就到汉长安城搞考古。来的时候是个大姑娘,现在都快成老太婆了,学问大得了得!

“她叫李毓芳,昨天下午我已经找过她了,她说此物是新莽时代,叫‘饼货泉铜范母’”。

哦,这肯定是件极品了。王莽篡汉是公元前七年的事。王莽在位只有十六年,就被赤眉起义军诛杀了。这是一届短命的王朝,留下来可供后人把玩的东西太少。据说一枚新莽六泉铜钱在香港就值八千元,那么,造这种钱的模具值一千万也就不奇怪了。这东西一定要献给国家。我问李毓芳怎么说,朋友说:“和你的口气一样,都让捐出去。可是……”

可是后面没有话语了。朋友说,卖上一千万,我给村里修个学校行不行?我保证一文不落。我说不行。说不定钱没到手,手铐就先到你的手上了。你还是听人家李毓芳老师的话,献给国家吧。

我送他出门时,巷子里正好有个收破烂的架子车,收破烂的老头又认识他,我那个朋友二话不说,伸手就在架子车的竹筐里乱翻起来,一堆破铜烂铁下面,有个装饼干的小铁盒子,有一块新莽“六泉十布范”和几枚铜币。

农民朋友便让我作陪,一同到巷口的小饭铺要了四碟凉菜,一瓶简装西凤,花了不到十块钱。酒色上脸之后,我问老头后悔不后悔。老头听我问他,便笑哈哈地说:“我后悔个屁,能换一瓶酒喝,是我的福!哪怕它值千值万,在我眼里一文不值,我当破烂收来,花了八毛钱,八毛钱换你们十块钱,我后悔啥?”

我这位农民朋友是个极明事理的人,很快便在李毓芳的指点下,把这些宝贝全部献给了中央人民银行钱币协会,国家奖励二万元,又把他招聘到钱币协会当了个研究员。他如今已是国内外小有名气的农民钱币鉴赏家了,连出了几本专著,成了钱币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。他叫党顺民,今年也快五十岁了,就住在从我家抬头可以看见的那座楼房里。

西汉王朝的“国务院钢印”

从那之后,我就记住了李毓芳的名字,前些日子,我兴趣来了,利用假期,专程对她进行了采访。见了面自然就提起党顺民先生,提起了那件文物。

李毓芳说她手里有一汽车各种钱范,都锁在仓库里,秘不示众。党顺民偶然拾上一件,不足为奇。李毓芳说距这里不远的相家巷,有兄弟俩打土坯,挖出来一个带把的铜盆子,就拿回家去当喂鸡盆,喂鸡喂了好几年。有一天碰到一个像文物贩子一样的人,兄弟俩便对那人说,我家有个喂鸡的铜盆子,你要不要?那人来到院子里,把鸡赶走,拿起铜盆子来一看,两条腿就先哆嗦起来,你道这是什么?这就是古籍上记载的那个“两诏椭量”。两诏是指秦始皇和秦二世分别颁发的两道诏文,椭是指它的形状,量是容量。那是秦朝统一中国后制定的一件标准量器,通行全国,绝对是一件国宝。只是那人不是文物贩子,是北京来的一位文物专家。结果通过有关部门奖给兄弟俩每人五百元。

我问她挖出过什么宝贝?她说当然有。1987年9月,她在未央宫西北部挖一个探方,一下子挖出了许多小骨片。夜里他们夫妻俩用醋酸配了一种溶液,把骨片放进去,在放大镜下面一看,才大吃一惊,有字!能在两千年以前的文物上发现当今普通人就能认出的文字,当是今天考古学中的重大发现。

那是他们夫妻俩最幸福的一段日子,在六千平米的范围里,他们共出土了六万多块骨片。

李毓芳说,我们俩的眼睛从那一次看骨片就看坏了。过去我们的眼睛很好,从不带眼镜。现在不行了。

我问那些文字都是些什么?她说这属于国家的秘密。她挖的是西汉王朝的中央官署,等于当今的国家档案馆。

前几年,日本国想借几件搞展览。经国务院研究,主管负责人签字,批了五枚。李毓芳到仓库里抓了五块,用一张稿纸包起来。日本人却派了专机来,还制造了精美的礼品盒。极其隆重地把骨片小心地装在盒子里飞走了。归还时,又举行了仪式,可见这东西在国外的分量。

还是在前几年,汉长城遗址北边一个农民,承包了一亩地搭塑料大棚,指望种些黄瓜西红柿发点小财。塑料大棚里的泥土需要过筛,过筛中,他发现砖瓦土块中有十几个像大衣钮扣一样的东西。几天后他来到西安城里的书院门,找块路旁的石头,把手帕摊开来,也不叫卖。西安书院门是一条仿古街,自然是文人荟萃之地,就有两个外地人围了上来,这两个人看来也不太内行,问一枚多少钱?农民说五元一个,不还价!

不想那其中一个掏出拾块钱来说:“来一趟西安,就买你两个当纪念品吧!”说罢,挑两枚拿走了。没过几分钟,却见那两个外地人拥着另外一个人急匆匆奔来,农民心里想,肯定是来退货的,正想包起手帕走人,不想来人却一把捂住手帕,说有多少要多少。农民一看这架势,方才明白自己手里这东西说不定真是个宝贝,是宝贝就不能这么便宜卖了。他双手往回一收,把手帕捂在胸口上,冷笑一声说,我不卖了!这一声倒让那三个外地人猴急起来。新添进来的那个人张口就报了个天价:“一百块钱一个?怎么样?”

那农民索性狮子大开口:“一千块一个,要了掏钱,不要我走人!刚才是开市,低价钓鱼,这次是实价,谁来都不还价!”

那三个人面面相觑。几个眼神扫过就开始掏口袋了。所有的钱摊在“纽扣”上,合八百元一个。

农民拿了一万多块钱回到家里,又是割肉,又是打酒,当晚这消息就让至亲好友们知道了。第二天,塑料大棚四周,一下支起十几个筛子。方园几亩地挖尽筛完,又弄了九十多个。这次他们不在西安卖了,几个人结伙到北京去卖,一枚开价五万元。

在北京天桥,一枚还没卖出去,就被公安局抓了。到现在也没放回来。

那是什么宝贝?西汉王朝的封泥!西汉王朝向全国各地传递文件,颁发圣旨,以什么为凭?就凭这纽扣一样的东西压在火漆上,到达目的地之后,验看封泥之后,才能启封,就如同今天国务院的钢印一般。每块封泥上都有文字,指明是哪一级官衙里发出的文件。这东西,只有搞断代史的人才知道,想必那三个外地人中间,最少有一个是内行,是智者。

一年后,日本国就拥有了这件东西,不再向我国借了,值钱几何呢?据说一枚封泥可以换一辆豪华本田小轿车。不肖的华夏子孙啊!

当成废石的国宝

1971年5月5日中午,西安市造币机械厂食堂正在开饭,工会宣传干事杨万民在排队买饭,女工石秀云走来对他说:

“哎,杨干事!我们早晨在地道里挖出来一块石头,说不定是块文物呢,你要不要?”

“啥石头?”

“像个枕头,没枕头长;像个匣匣,又比匣匣扁。你去看看吧!”

杨万民是工艺美术专业毕业的,一向爱收集些古董。听石秀云一说,便让她站在自己排队的位置上,夹起饭盒就走。他一人下了地道。那年头,正是“深挖洞”的年代,工厂里抽出一班人马,三班倒,人称“挖洞车间”。他走到地道尽头,果然看见地上有一块石头,直觉告诉他,这是一块经过人工打造的石头,很可能有些来历。

他抱着石头出了地道,他想在石头上找些文字之类的东西,便把石头放在水龙头下面,一遍遍用铁刷子刷,石头上的黄土刷净了,什么也没有。

他百思不得其解:在深深的黄土中,埋这么一块大石头干什么?他不甘心,找来放大镜顺着那纹路一点一点地寻觅,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扔了便觉得有点可惜,于是便抱到他二楼的办公室,放在办公桌下面。那年夏天,他办公时,总是把脚从鞋里抽出来,踩在这石头上。一股森森凉气,从涌泉穴直冲太阳穴,凉爽啊!

办公室的同事们都笑他:不错不错,先不管是不是文物,起码可以垫脚。

同年秋天,他被借调到西城门楼上搞长安史展览。有一天下午,偶然和几位文物管理处的老头子说起这事,几个老头互相瞅了瞅,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,要了一辆车,和他一道到工厂里去了。

工会已经下班了,开门一看,石头不见了。才借调出去两个多月,石头怎会不见了呢?杨万民找来同办公室的雷师,雷师说:

“过国庆节打扫卫生,从窗子扔出去了。”

“怎么能乱扔我的东西呢?”

“一块烂石头,你夏天可以垫脚,冬天天凉了还有啥用处,不扔干啥?影响办公室的卫生。”

二楼窗下面靠围墙,正好是一个倒垃圾的地方。几个人赶忙下楼,转过楼角,在垃圾堆上找了起来。

这垃圾是雇农民拉走的。按惯例,农民只拉垃圾,不拉砖头石块之类的东西——嫌那东西沉,压车。他们在附近破砖堆里找,也没找着。这时候,一群小孩跟着看热闹,当知道他们是在找一块石头时,一个小孩说:“我知道,这石头小静他爷抱到家属院去了,支棋盘呢。”

他们跟着那小孩,一行人来到家属院,果然在,几个老头正下棋哩。那石头直立着支撑着一块水泥棋盘,能顶三四块砖头用。杨万民找来几块砖头,才把这块石头替换下来。

大伙抱着石头上了车,车直接开到文物管理处,几个老头在一个大盆里用水配了一盆“渗透剂”,然后把石头轻轻地放在里面,把盆子放进了恒温箱,在箱上贴了封条。告诉杨万民说,半个月以后启封,请他来看。

十五天到了。把那石头从渗透剂里取出来,放在一张大案子上,用橡皮锤轻轻地敲,直敲了两个多小时,敲出些名堂来了:在13公分高的中间,敲出了一圈黑线——这是套合在一起的两块石头!

那几个老头可真有耐性,直敲到中午,那圈黑线却再也不肯加宽。末了,几个老头一商量,决定再泡半个月。

又过了半个月。这次石头取出来放在毛毯上敲了。又来了几个人,门外还站了两个公安人员,看样子,都是从全国各地请来的专家。三个小时后,石头敲开了,掰开一看,什么也没有,只有七个字。那是七个凸字和七个凹字,是草书。七个凸字正好嵌在七个凹字里,嵌得那么牢,天衣无缝!

后来,这块石头在广交会上展出过三天,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惊!美、英、德、法都在权威性报纸上披露:东方石雕艺术的瑰宝,空前绝后,叹为观止!

杨万民始终没弄清楚那七个字是什么字,什么意思。他只知道那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好,石雕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块晋朝书石雕,被列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,是当之无愧的国宝。

如今提起这事,同事们还笑他:“你把国宝当垫脚石,有眼无珠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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